[5]美国法学教育的起点是从文科学士学位（B.A）或者理科学士学位（B.S）开始，法学院颁发第一个法律学位是法律博士（J.D）。

一个案件的审判以及审判结果，在当代社会是很容易受到关注的。作为一种价值判断逻辑的或然性推理，法律修辞学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法律的理性化特征。

可见听众具有多元性，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中就成了不同的听众，而不同的环境也会产生不同的听众。特别是在法庭论辩中，控辩双方就是论辩双方，法官就是听众（听众不仅仅限于法官，见后文分析）。[3](P38)而从具体制度来看，司法判决的接受则需要强调通过修辞的说服，其原因在于判决意见中所使用的语言和修辞比判决结论更加重要，因为它们决定着所要得出的结论的对错，为了理解法律正义，我们必须考察隐藏在语言和修辞之中的法律主观领域的‘内部世界。[2](P356)在宏观意义上，法律制度的接受意味着立法、行政与司法权力获得承认。从经济学的成本与效益分析来看，大部分人还是会从效益最大化出发来认识案件的是非曲折的。

论证在一定程度上是把一个事实判断或者一个事实命题与另一个事实判断或者事实命题连接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相关性必然通过就事说理来完成。用修辞学论证恰恰可以实现法与理的交融，实现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结合。正如哈特所指出的那样，近乎平等这个事实，最能彰显相互自制和妥协的体系的必要性，它是法律和道德义务的基础。

然而，法律的标准是普遍适用的标准。最后，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法还抽象掉服从规则的那种动机，而满足于行动对于规则的服从，不管这种服从是如何发生的。[40] 前引[10]，霍姆斯书，第94页。对动机的遗忘，严格说来也就是对人的漠视。

再次，在同样的法律标准中，立法上可以根据主体的不同，采取区别对待的方式，从而使法律的运作更适合现实社会中的不同个人。[53]没有法律适用上的个别化，就不会有针对不同的个人所作出的法律上的裁决。

但对于司法而言，情形则恰好相反，是将抽象的规则适用于具体的个案之中，而个案则既与特定的人有关，也与特定的事有关。在学者看来，标准与规则的结合，可以为法律的个别化提供保障：一条法律规则，如果与某种标准结合在一起，就具有使自己适用于每一个案件的特殊情况的手段。其次，仅把行为作为法律调整的对象，也符合现代法律对社会进行规制、调控的客观需要。二是处于劣势的一方与处于优势的一方彼此的地位是不可互换的。

除此之外，它们还是自由的敌人。但是较之让近乎平等的人类不受拘束地彼此侵犯，这种社会生活显得没有那么恶劣、残忍或粗鲁。[44] [德]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法律冲突与法律规则的地域和时间范围》，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这时，法官所要做的，是询问一个有理智的正常人‘在此情况下是否会丧失(譬如因为激怒)自我控制。

但是，个人的独特性与法律的普遍性之间存在的冲突也昭然若揭：强调行为而忽略人的存在。例如，在劳动法上，人被分解成雇主、雇员、工人、职员等不同类型。

一个普通的凡人，甚至是一个恶棍、罪犯，为什么也能享有这样一种尊严呢?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不容替换。诸如无行为能力者的年龄界限、诉讼时效的计算、结婚年龄的确定等等，表面上看，这些规定的确有些机械，没有考虑到特定人的特殊情况，但是，这种一刀切的规定又是可以理解的：第一，法律上所采取的标准大多都是自然的标准。

就此而言，实体法上的人可以尽其本性来进行法律上的活动，而程序法上的人则可能要戴上面具，扮演与其本性不同的角色。除意志自由外还必须具有评价能力。在一国之内，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同样的公民资格，然而在实体法中，人又以多种不同的身份出现。在判例法中，具体情境的最适用性容易通过冲突事实同既往判决事实的比较得到确定。[4]在基督教的理念中，个人虽为上帝所造，但上帝对每个人并没有给予其宿命的安排，而是由人通过自由意志进行行为选择。[8]人的自由表现着这样一个结果可以从他身上期待未曾预料的事情，他能够完成不可能的任务，而这一点之所以可能，仅仅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的诞生都为世界带来独一无二的新东西。

这个原理具有一种少有的颠覆性力量(和平的颠覆)，渐渐地，当它成功地侵袭和渗透到非基督宗教文化中，它深刻地、实质性地改变了它，导致了中世纪和后来的现代文化的产生。这些特性可以划分成身体的和精神的。

美国学者米尔恩提出一种最低限度标准的人权观，最低限度标准在消极的方面，要求人不能被仅仅当作手段。具体说来，实体法上所规定的人是在社会生活中真实地存在的个人。

[52]通过个别化，不仅在具体的个人与抽象的规则之间进行了有机的连接，同时也有助于实现同样情况同等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的公正要求。同样重要的是，私域的存在并不会妨碍公域的运作。

所以，制定法和习惯法，可谓只是半制成品，它们只有通过司法判决及其执行才趋于结束。之所以是雇主、雇员、工人、职员，只是因为他们不同的身份背景。[22] 前引[15]，凯尔森书，第107页。哈特也举例说，一个人在面对一个开着的钱箱时应当具有自控力，毕竟这是别人的财产。

再者，以行为作为法律的调整对象，也适应了法律普遍性的需要。如果放弃了对个体情境的探求，也就从根本上背离了司法的职责。

立法上要确立法律的普遍性，就必须把林林总总的个人及其行为予以归类，确定其典型的人的形象和行为样态，以此来作为人的行为标准和事实的标准要件。[47] [德]汉斯一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诊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09页。

例如，主持案件审理的法官，我们有理由期待他保持中立、维护公正。对于后者来说，法律的这种设定可能不公平，但这为实现形式正义所必需。

[53] [美]罗斯科·庞德:《法律与道德》，陈林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这样，法律作为一种公共行为规则，就达到了统一人们行动的目的。换句话说，法律只能为私生活空间的存在提供一个不受干预的屏障，并且这种范围的划定既约束其他人，也约束国家自身。首先，在人的存在意义上，行为是与思想相对应的概念。

以商法为例，制定商法规范作为商人的特别法是与事物本身相关而不是与等级相关，因为在商业自由和经营自由的标志下，这些职业并未被表述为封闭性的人员群体：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商人，并由此而同这些专门的职业规定打交道。[18]美国学者西维指出：标准人格将根据结晶成法律的社群情感来进行价值判断。

但在实施成文法的过程中，需要具体分析各规范的实际内涵以及冲突事实的本质，并参照法律规则的要求，在规范与冲突事实之间找出最佳的对应。自此之后，人的独特性被承认为一个本体论的事实，并作为建构学术理论和组织政治国家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

甚至被告实际上不可能预见或避免损害，并且也是真心地赞成无过错即无责任‘的原则，也是百分之百地拥护过错的客观性定义，凡此种种，也都无关紧要。[19]换句话说，标准人也就是行为合乎社会常规的不出格的人。